尘封的记忆
杨永光
老同学小毛打来电话，告诉我说班主任王老师想同我说两句。多次老同学聚会的缺席，不得不让老同学们使出了杀手锏，特邀我这个蜗居山乡的穷教书匠。
“阿光，是你吗？能来参加九二八班老同学的聚会吗？我很想再次听到你的吉他琴声……”这久违的普通话，慈爱的语调亘古不变，虽经历史的洗涤，但依然苍劲有力。一瞬间，王老师那荡气回肠的《乌苏里船歌》立刻在耳边响起；大型民族舞蹈《烟盒舞》的音乐点燃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的思绪回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敦实汉子，圆润饱满的脸，特别突出的眼睛炯炯有神，一头披肩长发，好一个风度翩翩的艺术家形象。这就是二十多年前班主任王绍禄老师留给我最初的记忆，一位昆明市师范学校的音乐教师。
王教授早年下过乡，当过知青，有“劳动不忘本行，赤膊忍讥勤练琴”的亲身经历，因长年对民族音乐吹﹑拉﹑弹﹑唱的执著和热爱，铸就了他作为音乐人的深厚功底。还由于有边疆基层工作的实践经验，王教授发明了“自动电教板”，并获得国家专利，差一点儿让他远渡重洋，移居海外。自此，王教授成了巧家县飞出的一只金凤凰，栖息在滇池之滨的春城——昆明，以他拳拳爱国心从事着音乐教育事业。
王教授是民乐方面的专家，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在师范音乐教育这片沃土上，王教授终于找到施展个人才华的舞台，并且开花结果。
师范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亦熟悉各式各样的民族乐器和四乡八寨的山歌小调，他们怀揣着多彩的梦，走进了这所艺术殿堂——音乐家聂耳的母校。在这样一个地方，遇到一位优秀的教师，师范学校的学生是幸运的，他们如饥似渴地撷取着民族音乐的精华，遨游在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里，生活一下子变得像万花筒一样多姿多彩。
由于王教授的多才多艺，赢得了无数青年学子的尊敬和爱戴。王教授的过人之处不仅能博采众家之长，教书育人，还让这些民间文化走出大山传遍了云南。他所指导的合唱队、民族舞蹈队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原生态人才，还为学校赢回了无数荣誉；而他本人所撰写的原创歌曲，有的曾收录入《云岭歌声》等本土刊物；他的学生毕业后，不管是留校的，或是到外地深造的，还是回乡默默奉献青春的，无不传承着这些民族文化。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到另一位师范在学校独树一帜，主教西洋乐的老师，精瘦、长脸、鹰钩鼻，虽然形象不佳，但是同样享有极高声誉的教授——陈寿老师。他当年组建的管弦乐队曾是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每天晚饭过后，管弦乐队的西洋乐号声四齐、锣鼓震天，穿梭于校园主干道。安静的校园顿时沸腾起来，球赛拉开比赛的序幕，花园传出琅琅的读书声，连民乐队队员心也心猿意马，改头换面做了西洋乐的忠实听众，痴痴地享受着另一场音乐盛宴。
管弦乐队的风光主要展现在校运会和升降旗仪式，气势恢宏的《运动员进行曲》；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无不让每一位师范生羡慕不已。
一些朝秦暮楚的学生虽然令两位教授头痛不已，但是这样的学术氛围让学生如鱼得水，他们徜徉在音乐艺术的海洋。当然，全校师生都知道两位大师在暗中较量，两位音乐教授也绝对想不到他们间的争夺战让学生受益匪浅，特别是两只风格迥然不同的乐队，师范生“足不出校”便能欣赏和学习到中西合璧的音乐艺术，并对它们评头论足，算是那一代师范生的一种人生际遇吧！从此，师范学校的音乐教育更加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王教授充沛旺盛的精力和严谨务实的作风，至今想起仍令人钦佩。为避开管弦乐队，他把排练时间选择在中午，记得当年学校音乐厅门前有块开阔地，四周树木葱郁，绿荫刚好遮住头顶，人在树下排练很是惬意。在那炎炎夏日里，柔和﹑轻软﹑缠绵的音乐伴着蝉鸣一起飘荡在空气中，成了学生们午休时最好的催眠曲。也正是王教授这种坚持不懈、乐此不疲的精神，让更多的师范生爱上了民乐，自觉学习民族音乐，为乡村音乐教育另辟蹊径，找到一种适应力和生命力更强的种子。
回想起师范学校学习的那段日子，我热血沸腾，感慨万千，正是有班主任王教授和陈教授等一批才华横溢、循循善诱、亦师亦友的老师，才造就了大山深处无数的音乐良师。我的人生也因他们而精彩，甘做人梯，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浇灌彝山苗岭的山山水水。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听说令人尊敬的陈寿老师已驾鹤仙逝，多年不见的王绍禄老师也满头银发了。如今我也跨入了不惑之年，真是岁月催人老。
今天，当年的班主任王老师吹响了集合的号角，你说我能不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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