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隋时期是郡望身份制的社会，郡望世家大族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在所有尊贵的世家大族中有五个姓氏最为尊贵。即陇西李氏(今甘肃省东南部)、赵郡李氏(今河北赵县)、博陵崔氏(今河北安平县、深县、饶阳、安国等地)、清河崔氏(今河北清河县)、范阳卢氏(今保定市和北京市一带)、荥阳郑氏(今河南省荥阳市)、太原王氏。其中李氏与崔氏各有两个郡望宗族。所以称之为七宗五姓、五姓七望 或五姓七家。
李氏
李氏分为两大支。
陇西李氏源自于颛顼孙皋陶之后，世为理官，到了周朝时文化名人老子李耳是孔子的老师。其后是秦国的司徒李昙长子陇西郡郡守李崇，李崇之次子瑶为南郡守，封狄道侯;其孙李信为大将军，封陇西侯。其子孙飞将军李广是汉朝时的重要人物。魏晋时期，陇西李氏在乱世中兴起，西凉王李暠是李氏第一位国主。南北朝时陇西李氏高官累世不断，门第高华，与赵郡李、清河博陵崔、范阳卢、荥阳郑、太原王并为中原五大高门士族，到了唐高宗时颁布法令禁止这五姓七家自行婚娶。陇西李氏到唐朝时连续出了10位宰相。陇西李氏一支李渊灭隋，建立唐朝，开创了一个文化兴盛的伟大时代。到南宋郑樵编《李氏源流》时，”言李者称陇西”。
郑氏
荥阳郑氏，中国汉朝至隋唐时期的北方著名大族，北魏隋唐与博陵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太原王氏并称为五姓七家。
荥阳郑氏先祖可追溯到周宣王分封的郑国，其王室国灭后仍以郑为姓，以故地荥阳为郡望。东汉末年，以郑当时一脉的郑浑、郑泰等人为开始，逐渐发展为高门望族。历经变迁入唐之后，郑姓仍为望族，后因科举制的实行，影响逐渐衰落，但仍为天下郑氏中，最为显赫的一支。
王氏
在中华百家姓中，王姓拥有最多的郡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姓家族的超强繁荣。
起源于山西的太原，从魏晋到唐朝都非常显赫，与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等七族并列为五姓七族高门。
太原王氏是王姓的肇兴之郡、望出之郡，最早登上一流门阀士族的地位。她开基于两汉之间，东汉末年的王允以他在国家、社稷上的力挽狂澜而把这一家族推为天下名门。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门阀政治走向兴盛，太原王氏既是这一政治的受益者，也是这一政治的受害者。他们曾封侯拜相，出将入相，也曾屡遭磨难，坎坷备历。
历尽兴衰沉浮之后，在北魏，太原王氏最终还是凭借祖上荫功和贵族身份，得以位列天下一流望族，兴盛不坠达两百年之久。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天下王氏出太原”的美誉流行开来。流风余韵，厚积薄发，到了唐朝，太原王氏这块沃土中终于孕育出了王勃、王之涣、王昌龄、王维等一批顶尖诗人，形成大唐诗歌史上一个目不暇接的诗坛盛宴。
在重视门第出身的时代，一个家族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顺应历史潮流则兴，逆历史潮流而动则亡，纵观太原王氏的兴衰史，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也很深刻，一个家族的沉浮不仅跟家教有关，往往跟社会的兴衰有关，跟适应历史潮流有关，”王而不王，不王而王”当下的王氏更趋向于 “不王而王”，这样的生存哲学更有利于王氏的生存与发展。唐高宗的王皇后即出自太原王氏。
大唐的宰相薛元超曾说自己平生三大憾事之一，就是未能娶得一个七宗五姓族中的女孩儿为妻。由此可见七宗五姓当年的威风……
自魏晋以来的中国政权，几乎都为世族所操控。由于隋唐政权有赖关中世族支持拥载，且山东世族仍保有数百年的重阀阅、讲经学之传统，所以依旧享有优越政治及社会地位。
隋唐以来都有君主致力于摧毁门阀，这些长存数百年的山东世族的社会、经济地位仍十分优越。但是他们对朝代的建立有功劳，所以君主是用温和的政策改革削弱世族，将其逐渐排除。
在隋文帝任内，废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举取士，目的是择取人才，摧毁门阀任官系统。可惜隋朝国祚甚短，到唐初，科举并不发达。
唐太宗指示大臣以当时大臣品位高低订定等级，重新判定《世族志》。结果改定皇族宗室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长孙氏，民间声望最高的山东世族崔氏被降为第三等。
武后为对抗掌握政权的唐宗室、大臣，在科举制度中提升进士科的地位，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因进士科难考，而有”五十老明经，六十少进士”的说法，所以进士科逐渐受到重视。
这意谓著世族在历代所享有的优势，也就是对于经学的优渥学识，随着科举制度中进士科的流行，受到挑战，而主攻明经科的世族影响逐渐衰微。所以唐代出现了由明经科的李党，也就是山东世族官员，与牛党进士科新锐形成的牛李党争。
中国历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于东汉中期，亡覆于唐朝末年。于是，在一种感觉上认为:士族政治，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两大特权的消失，而呈逐渐削弱消亡的局面。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就历史事实看，中国士族政治时代有两个阶段最为辉煌，一是两晋北朝，二是唐朝。唐朝时，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仅没有暗淡;相反，却再次奇异地辉煌起来–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回光返照”。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汉族士人讲求门第出身，这种影响波及胡人政权，以至于鲜卑建北魏，出于与汉人高门达成政治合作的考虑，亦极重视门第，在孝文帝时代，曾十分隆重地对汉人腹地–“山东”地区的士族进行排名:”魏主(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这里的”山东”(崤山以东)，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山东、河北大部与河南。在时人眼里，”山东士族”最高门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门了。排姓氏时，陇西李氏担心不在尊位，故乘驼星夜赴洛阳，但到时”四姓高门”已定: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没有陇西李氏。其实，在当时，陇西李氏亦十分显贵，孝文帝定士族，陇西李氏(虽然当时其房支已内迁至”山东”各地)虽未列”四姓高门”，但其李宝一支亦被定为甲族，最终也成”四海大姓”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崔、卢、郑、王名列”四姓高门”，与当时掌握重权的陇西李冲有密切关系:”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特别是太原王氏，更是得到李冲的推荐。但王家的影响力在北魏时已减退，至唐时更是大衰，”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钑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故唐时新”四姓”已为崔、卢、李、郑。
崔、李均有两支，所以唐时”四姓”中的崔、李到底是指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中的哪两支一直为后世所争议。就崔氏而言，曹魏前，清河崔氏的影响力低于博陵崔氏，但自曹魏时起，清河崔氏开始赶超，因至北魏时出现崔宏、崔浩、崔鸿这样的人物而使家族名望达到顶峰，一举超越了博陵崔氏。当时，清河崔甗对范阳卢元明说:”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陵)崔(氏)、赵(郡)李(氏)何事者哉?!”但到了唐朝，博陵崔氏影响日深，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天下第一门户，且整个唐朝，来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来自清河的宰相，博陵崔氏遂被”天下推为士族之冠”。至于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在北魏时，前者的地位要高于后者，同是到了唐朝，后者亦反超前者。在北魏时，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并肩前进:”(帝)纳陇西李冲女为夫人，纳崔、卢、郑、王’四姓’女充后宫。赵郡李氏人物尤多，各盛家风。世言高华以五姓为首。”有唐一代，赵郡李氏更为显赫，出宰相17人，于世家大族中为最多。博崔、赵李之荣盛，是依整个唐朝而综观的，若按传统理解，唐初时的”崔、卢、李、郑”，仍指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不过，由于自唐起博崔、赵李已正式成为超级豪门，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说法–“七宗五姓”: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
百家姓
“七宗五姓”的概念在唐朝时的广泛流向，使得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中唐开始，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贞观中，太宗皇帝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当时，太宗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因为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高宗时代，依旧打压世家大族，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结果依旧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他们不仅蔑视诸姓。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盛唐时，”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二是皇帝有意压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但”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有2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8人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要知道，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李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尤恶进士”，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
华北门阀，在经过了长期的门第观念影响下，民间仍存有”门当户对”这种不同门第，不互相通婚的风气。例如《新唐书杜兼传》记载，唐文宗欲以公主下嫁世族时，犹感慨地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两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这种风气一直持续整个唐朝，到了黄巢之乱才因破坏而快速消灭。
在唐末的黄巢之乱中，造成大量世族人士的伤亡，富饶的家园与产业也惨遭破坏，而华北世族引以为傲的贯册祖谱也流失，世族衰落，最终与庶民再无区别，世族的地位由地主绅士阶级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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