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这些年来，许多人对“同志”、“小姐”等称谓非常反感，因为这些称谓已经被污名化了。
那么，曾经众人群捧的“公知”会不会“沦陷”，成为下一个被污名化的称谓吗？
对此，我持“谨慎、不乐观”态度，因为一些“公知”的言行实在太奇葩、太离谱了。
高谈阔论 信口开河
首先说一说这些年被污名化的称谓
据闻，北京公交集团几年前实施了“公交文明用语规范”，“规范”提倡广大乘客使用“同志”、“朋友”等传统称谓。
然而，“规范”建议的称谓中并没有出现“小姐”一词，而且，“规范”实施以后的效果也不那么理想。
乘客们可以接受“朋友”、“师傅”等称谓，却对“同志”、“小姐”等称谓避之不及，生怕“伤人又伤己”。
本来，按照字面解释，“同志”就是“志同道合”的意思，在我国，彼此称谓“同志”可以不在乎地位、年龄和性别，“同志”应该是一个非常平等、接地气的称谓。
然而，近年来，“同志”似乎变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由于严重曲解了“同志”原本的含义，“同志”的称谓也容易遭到人们的误解和厌恶。
与“同志”称谓遭到曲解类似，“小姐”的称谓也被社会普遍曲解和忌讳。
在我国古代，能被称为“小姐”的女子非富即贵，而一般人家的女子只能被称为“姑娘”、“丫头”。
可是，“小姐”如今已经是“欢场女子”的代名词，如果称呼一个清白女子为“小姐”，不仅会被认为“不正经”，更是人格上的侮辱。
于是，人们转而使用一些不会有歧义的称呼，比如，“同志”不能叫了，人们就改叫“老板”、“师傅”、“帅哥”、“靓仔”；
“小姐”不能称呼了，人们就改叫“大姐”、“小妹”、“女士”，甚至是个女的就叫“美女”。
这是对“同志”、“小姐”的严重曲解、侮辱和亵渎。
难怪有人哀叹道，“同志”、“小姐”，好多美好的称谓被一些人糟蹋了。
又一个或将“沦陷”的称呼-“公知”
“公知”的全称叫“公共知识分子”，“公知”首先是知识分子，他们有一定的学术文化修养，而且，他们敢于评价（批评）一些社会公共问题，由此被称为“公知”。
2004年，《南方周末》评选出50位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公知”一词就此进入当代普通民众的视野。
广大网民不会没听说过“公知”这两个字，在各大新闻媒体的评论栏里，我们经常能看到“公知”们的“鸿篇大论”。
“公知”们往往站在公共道德的制高点上“指点江山”、高谈阔论，他们抛出的热点话题一定程度上引领了舆论导向。
然而，我们看到，这些年，“公知”群体里出现了许多奇葩的“个体”，他们以“专家”、“教授”、“名人”的身份招摇过市，爆出了不少“惊世骇俗”的奇谈怪论。
比如，正当美国疯狂制裁我国的时候，某“公知”却公开宣称，“美国是对我国最友好的国家”；
“四大发明”是我国古代创新的智慧成果和科学技术，包括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
可是，某个“公知”偏偏“语出惊人”，别出心裁地说，“炒菜、按摩、麻将、针灸，这才是我国的四大发明”；
信口雌黄的“公知”
为了帮助房地产商“清盘”，有“公知”建议农民去城里买房。
农民住在城市里，怎么下地干活？
“公知”说：“他可以开着车去乡下种地嘛”；
说到贫困问题，有一个经济学家说：“现在谁家没个50万、100万？家庭平均资产300万很正常，我国没这么穷”；
说到年轻人失业问题，有“公知”如此建议：“如果你短期内找不到工作，你可以先去结婚生子”；
说到适婚男女比例失调问题，上海复旦大学一位教授竟然建议我国实行“一妻多夫制”；
说到年轻人经济压力大的问题，某位女经济学家说：“年轻人就要放弃高薪职业，应该去赚钱少的岗位锻炼”。
凡此种种，所谓“公知”各种奇葩言论迭出，让人“大开眼界”又大跌眼镜。
也许是空调房、办公室坐久了，“专家”、“教授”、“名人”们的双腿不再沾染泥土，或许已经“不食人间烟火”，所以就有了一个又一个“何不食肉糜”的言论。
久而久之，奇谈怪论背后的利益啃食了他们的良知，“公知”这个称谓悄然变成了贬义词，以至于提起“公知”，各种负面情绪就会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
还有人猜测，照这样下去，那些曾经被“众人群捧”的“公知”早晚会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如此一来，“公知”这个称谓也将“沦陷”，成为又一个被糟蹋、被污名化的称谓。
谁是近代中国“公知”的“鼻祖”？
事实上，“公知”现象不是现在才有的新鲜事物，早在100多年前，近代中国就“诞生”了一位“鼻祖级公知”人物-胡适。
胡适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有一段这样的情节。
听到北洋政府决定签署“二十一条”、把山东割让给日本的消息，北京大学学生郭心刚悲愤交加，吐血身亡，成为在“五四运动”中牺牲的头一个学生。
噩耗传来，陈仲甫先生痛心地说：“我国之所以这么窝囊，就是因为郭心刚这样的人太少，而胡适之这样的人太多了”。
与陈仲甫先生相比，“青年导师”胡适却是另外一副模样，他不仅反对学生上街抗议、反对侵略者的行为，甚至抛出“学校应该专心学术”的言论蛊惑他人。
胡适出生于官宦人家，家底厚实，所以，胡适少年时期就有条件追随名师求学，可以这么说，胡适人士一开始就赢在了“起跑线”。
1927年后，胡适一边自称“政治中立”、“提倡自由”，一边在国民党政府里面当高官、拿高薪，充当蒋介石的“吹鼓手”。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胡适居然以“公知”的身份向日本侵略者“建言献策”：
“日本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那就是停止武力侵略，转而以征服中国人的心为主。”
“西安事变”之际，张学良逼蒋抗日的举动让大多数人拍案叫好，胡适却对张学良颇有微词。
胡适说：“张学良背党叛国，破坏统一，毁坏了民族的力量，妨害了民族的进步。”
胡适说张学良逼蒋抗日是“背党叛国”，他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
胡适有过一个“五鬼闹中华”理论，在他看来，危害中华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等“五个大仇敌”。
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胡适的意思是：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我国，倒是我们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
胡适（中）
按照胡适的说法，我国落后贫困，乃至被侵略，怪就怪我们自己。胡适就这样信口雌黄，公开替侵略者“洗地”。
抗战时期，胡适当过几年驻美大使。
事实上，胡适既不懂外交，也不会当官，国民党政府让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也是有苦衷的。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国民党政府的金字招牌，但是，日本人在那里磨刀霍霍，胡适却屡屡高调发表投降言论，由此惹怒了国民党中的许多人。
想悄悄搞“曲线救国”的人觉得他咋咋唬唬，太高调、太张扬，想救亡图存的人痛骂他妖言惑众，是没有气节的软骨头。
即使“两头不讨巧”，胡适依然摆出一副“公知”的孤傲和清高，他对耳边的骂声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丝毫没有悔改之意。
迫不得已，胡适的好友陈布雷向蒋介石建议，“再这样下去，胡适之早晚要当汉奸，不如把他派到美国去，这样的话或许可以免去后患。”
蒋介石觉得陈布雷言之有理，于是大笔一挥，批准胡适出任了驻美大使。
到了美国，胡适确实没有了给日本说好话的环境，可是，胡适刚一上任就公开声明自己的“三个不”：
不从事任何宣传活动、不介入采购武器弹药事务、不参与寻求贷款和信贷工作。
胡适的话让国人惊呆了，时值抗战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就是这三件事，结果你一上任就来了“三个不”，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特别艰难的阶段，胡适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担任驻美大使，但是，胡适却赖在美国没有回国。
滞留美国期间，胡适继续拿着不菲的俸禄，却对我国的抗日大事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专心致志地“做学问、考学位”。
据说，那段时间，胡适一口气搞到了26个博士学位。
不得不说，胡适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考霸”，可是，就在胡适专心致志地为自己的资历镀金的时候，日本人正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抢掠。
对此，胡适却有自己的说辞，胡适说，“做学问就是做学问，它能够给我一种无上的愉快和享受，没必要都跟救国扯到一起。”
说这句话的时候，胡适完全忘却了一个前提，在美国，他的吃穿用度、镀金深造，花费的都是我国老百姓的血汗钱。
我国人民养活了他，供奉着他，他却在那里心安理得地追求自己“无上的愉快和享受”，对我国人民正在遭受的苦难视而不见。
胡适与蒋介石
胡适大言不惭，恣意妄为，连蒋介石都看不下去了，因而在日记里痛骂胡适是“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卑劣之政客、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
从“群捧”到“群嘲”，“公知”要向何处去？
“公知”的称谓原本是正面的，至少不是贬义的称谓。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通过“公知”，人们知道了很多新鲜的事物，“公知”的地位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然而，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随着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公知”的性质也在悄悄地发生一些变化。
人们渐渐看到了当代“公知”的几个特点：
首先，“公知”们惯常喜欢鼓吹西方社会的美好，大到社会制度、商业规则、环境保护，小到生活方式乃至空气、下水道，反正一切都是西方的好。
院士责问“公知”：中国人是不是人？
他们总是以西方为标准，以西方的口径对标我国，千方百计找出我国的“不是”；
第二，“公知”往往打着科学、民主的旗号来宣扬西方的价值观，如果有人提出质疑，他们则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予以辩白；
第三，“公知”往往擅长制造和炒作“热点”，通过别有用心的解读，挑起人们的好奇心，或者挑拨起人们的负面情绪；
第四，“公知”往往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国，用双重标准来衡量事情的真伪、善恶。
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我国，“公知”们总能找到抹黑的理由，甚至上纲上线，抹黑我们的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如果事情发生在西方，“公知”们则会选择视而不见。
第五，一些“公知”以反传统、求真相为由，他们过度解读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歪曲、颠覆既有的定论，严重扰乱了人们既有的史观。
为了满足一些人的猎奇心理，或者为了迎合一部分对生活现状不满的人们的心理，公知”可以颠倒黑白、信口雌黄。
比如，他们能把课本里的正面人物“黑成渣”，能把正义的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能指责英雄人物的无畏壮举是“违反常理的谣言”。
我们相信，“公知”中确有三观正、学术精的真正的“公知”，但是，像胡适之这样的当代“公知”确实大有人在。
不可否认的是，有一批所谓的“公知”已经抛弃了人类基本的道德良知，无耻地沦落为商业流量的奴隶。
张召忠：不少公知是汉奸
如此“公知”已经德不配位，“公知”这个称谓会不会“沦陷”？
笔者认为，这类“公知”走向没落是历史发展必然的趋势。
随着我国的强大和发展，随着人们越来越了解世界，随着舆论环境正本清源，“公知”们编织的谎言、炮制的伪论终将不攻自破。
这类“公知”渐渐会失去市场，直至被人们唾弃、鄙视，“公知”这个称谓也将成为又一个被人们讨厌、嫌弃的贬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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