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随着人类历史上唯一的核武攻击发生在日本国土，这个给亚太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的国家终于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自此落下帷幕。
战争虽然结束，但这场世界最大规模的兵戎搏杀，留下的是遍地残垣、满目疮痍，全世界死亡人数共计7000多万，而在我华夏大地直接殒命的军民就超过3500万，累累白骨嘤嘤冤魂，谁来负责？如何判定？
为了给历史一个交代，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在东京成立，开始对日本甲级战犯展开了两年多的漫长审判。
东京审判场景
然而就是这样一场庄严肃穆的判决，那些恶贯满盈的刽子手，有的满嘴谎言丑态百出，有的强词夺理蛮横强硬，甚至公然口出狂言：侵略中国是正义的，如果有机会一定会再次侵略中国！
如此违天悖理的话语就出自堂堂日本首相之口，这是何等的嚣张与狂妄，这种丧心病狂的人必将受到法理与天理的严惩！
可是这些战犯为了脱罪是绞尽脑汁机关算尽，同时，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和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也给正义的伸张增加了难度。
那么在这次审判过程中究竟上演了哪些闹剧？我中方代表是如何维护法理和天理的尊严？迟来的正义又是怎样得以实现的呢？
让我们一同来回顾这场艰辛而又伟大的博弈！
东京审判场景
丑态百出闹剧不断，既挑战法理又枉顾天理
漠视铁与血的事实，受审的日本战犯使出浑身解数来逃避审判，让我们来盘点一下他们无耻而又拙劣的表演。
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大将，驻扎中国30年的中国通，南京大屠杀的元凶。
他在法庭上采取的策略是全盘否认：南京没有发生大屠杀，所有的指控都是污蔑，日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是哥哥对弟弟的爱，完全是弟弟对哥哥的爱不领情，才导致今天的这种局面……
如此厚颜无耻的论调，让美国的律师忍不住嗤笑，更让庭下的中国同胞破口大骂。
土肥原贤二，日本侵华头号间谍，谋划建立伪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
他选择的脱罪策略是沉默龟缩，任凭检察方义正言辞，他在法庭上就是闭口不言，妄图以此种懦弱逃避的方式来钻法律漏洞。
坂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大将，他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并与土肥原贤二策划建立了伪满洲国。
这位老兄是使出浑身解数来为自己狡辩，他亲自操刀24页辩护词，全盘否认自己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并滑天下之大稽地声称：自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日本人士。
大川周明，疯狂极端的民族主义学者，在日本大力宣扬法西斯主义思想，是公认的“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
这位学者的表演更是让人大跌眼镜，他在法庭上不仅是颜面尽失地直流口水鼻涕，而且还突然伸手拍打前方东条英机的光头。
可是这种在法庭上装疯卖傻的伎俩还真好使，此后大川周明再也没有出现在审判庭上。
后来，有医学专家鉴定，其本人患有梅毒性精神疾病，大川周明以此成功脱罪。
等一切尘埃落定后，他亲口对记者透露道：“其实我是装疯的。”
东条英机，日本第40任首相，沉迷于军事扩张，是侵略中国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始作俑者，权势滔天、凶狠残暴，被后人称为“战争狂魔”。
他是法庭上最嚣张最强硬的战犯首脑。
东条英机坚称中日战争不是侵略战争，而是自卫战争，还将屠杀无数中国人民的理由归咎于中方。
他甚至公然宣称如果他和同僚们被无罪释放，将来还会继续发动对华战争，他的发言让整个审判庭一片哗然。
这番逆天言论一方面与同僚战犯的洗白辩词自相矛盾，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思想，而这也更坚定了中国代表团一定要依法严惩这些战犯的决心。
中国精英肩负国家使命和民族尊严，全力以赴精彩博弈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本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这些日本战犯却绞尽脑汁来狡辩推脱，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专业的律师团队来出谋划策，这样中方二十几人的法律队伍反而显得势单力薄，但是就是这样一支势单力薄的队伍，殚精竭虑披荆斩棘，不负民族期望打了一场漂亮的战役。
当时东京审判的中方代表，有主审法官之一的梅汝璈，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时任中国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代理委员长。
梅汝璈不仅思维敏捷言辞犀利，而且“锱铢必较”寸步不让，从审判最初的法官座次，到最后绝不妥协的坚持“死刑”，梅汝璈始终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为最后的审判结果立下汗马功劳。
中方的检察官则是以向哲濬和倪征燠为代表。其中向哲濬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学士，时任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向哲濬网上公开资料大多写为“向哲浚”，而其子向隆万表示应为“向哲濬”。）
按照远东军事法庭最初的规定，对日本战犯的起诉，是以1941年的“珍珠港事变”为起点，这显然是从美国的视角做出的决定。
对此向哲濬勇敢站了出来，向法庭提出最强烈抗议。
他提出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至少前推至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这一年，作为中国华北和东北的最高行政长官张作霖，被日本人密谋暗杀。
在此后，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军入侵中国各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屠杀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军民，这些理所应当被认定为战争行为！
正是在中方团队的坚持下，法庭最终决定以1928年1月1日作为起始日，这也就意味着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被多清算了十三年，这十三年中国人的血没有白流。
而倪征燠则是后来以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的身份前去增援的，他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1984年当选为海牙国际法院法官，是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
倪征燠本人既是英美法系的专家，又深谙中华文明的精髓，在风起云涌的的审判过程中，面对狡猾诡辩的日本战犯，倪征燠巧妙地声东击西，再突然回马尖枪，数次让对方猝不及防间露出马脚。
这些中国的法律精英夜以继日地查找翻译各种资料，绞尽脑汁地收集各类证据，有力地反击了日本方面的百般抵赖。
面对各色狡辩和各种伪证，中方代表殚精竭虑推出王牌人证和如山铁证
第一位让日本战犯胆战心惊的证人是美国的传教士约翰·马吉。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利用一台16毫米口径的摄像机，偷偷拍下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累累罪行，并以此制作成长达105分钟的纪录片，然后冒着生命危险将胶片隐秘地送出南京，这也就成为了目前全世界唯一保存至今的南京大屠杀动态影像记录。
影片真实记录了日军开着坦克在安全区耀武扬威地穿行，随后将安全区内身强体壮的中国平民拉出去枪毙；一名中国孕妇被日军用刺刀连捅了29下；日军将逃难的中国居民堵在长江沿岸，并将他们赶下江水活活淹死；500个手无寸铁的平民被生生活埋……
这些惨无人道触目惊心的画面，甚至曾让时任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都呕吐多次。
在东京的审判庭上，约翰·马吉出现在证人席上，而他拍下的纪录片也当庭播放，一时间举世震惊舆论哗然，之前日军所有的谎言和伪证都显得那么荒唐和无耻。
如果说约翰·马吉的出庭是给了这些日本战犯当头一棒，那么接下来现身的证人就是给了他们一个狠狠的耳光。
当一个西装革履、斯文瘦削的男人出现在审判庭上，几个日本战犯都惊出一身冷汗，同时也感到深深的绝望，因为这个男人就是他们曾极力扶持的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他就是最清楚日军勾当的那个中国人。
面对日军对侵略行为的厚颜狡辩，溥仪以亲历者的身份，发言掷地有声、不容置疑，同时气场全开、锋芒毕露。
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到扶持伪满洲国政权来企图控制中国，一桩桩一件件，溥仪的证词揭穿所有欲盖弥彰的谎言，尽管是戴罪之身，但此刻的末代皇帝也是我华夏子民。
有外媒甚至评价道，溥仪在审判席上，展现了一个帝王应有的风范。
此外，中国法律代表团深入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找到了土肥原贤二等头等战犯当年亲手签发的文件，还有松井石根亲笔签名的进攻南京的命令，该命令白纸黑字：“占领南京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威武，而使中国畏服。”
而更能证明日军暴行的是一份日本东京的报纸《朝日新闻》，上面刊发的文章和照片详细描述了两个日军士兵在中国开展杀人竞赛。
这两个日军士兵一天就砍杀了210名中国人。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还被日本记者当作功劳来加以炫耀，真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足以说明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盛行。
这一系列人证和物证的出现，足以让侵略者张口结舌无力反驳。
就这样经过两年七个月的艰苦较量，11名法官参加投票，最终6票对5票险胜。法槌定音：以东条英机等为首的七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
结语
东京审判虽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对日本的侵略清算仍有很多遗憾。
例如，美国只授意惩处了少数日本战犯，而大多数则以各种形式被擅自释放，后来这些人有的甚至又身居要职；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裕仁天皇，更是毫发无伤、全身而退，一直在天皇的位置上颐养天年、寿终正寝……
美国之所以这样操作，是因为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为了维护自己超级大国的地位，希望日本做一个唯命是从、鞍前马后的小弟，这就需要日本能保持制度稳定，来持续为其输送战后利益。
正是美国一己之私的姑息纵容，才导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余毒一直没有消除殆尽。
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中华儿女必须牢记——勿忘国耻，警钟长鸣！
